革，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，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，不是李经述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。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，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。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，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，民众愚昧，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，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，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，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。

　　“黄金时代”的快速改革，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，特别是土地改革，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，分配给了无地农民。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，比如自由平等法治，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，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感觉到无所适从。鲁迅是一位大思想家，想为“黄金时代”的中华帝国开出思想的药方，他随即在《华报》上写文章鼓吹“功利的道德”和“个人主义”的哲学思想。

　　鲁迅在《功利的道德》中说：“这篇文章的观点，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，倒不是我的首创。一般人总认为，道德就是不讲功利。实际上这就错了，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。功利主义的道德观，有基于神学的，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，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。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，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。简单地说，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，最好的一种情况，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。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，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。这一点我深有领会，最近我和二弟周作人之间闹矛盾，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：所谓社会道德问题，都是伪问题，主要还是私利问题。我们兄弟，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，何况社会。

　　我们的先贤崇尚道德教化，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。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，在根本上，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。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，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，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，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，就永远难以进步。官办的企业，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，卖油的年年亏，修铁路也亏，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。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，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，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。

　　老百姓一睁眼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。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，相反，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。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。制度也只有制度，才是决定人的行为。这样看问题，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，也才抓住了道德问题的根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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