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《让庐日记》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，觉得政府已经“彻

　　底腐败”，必须改组，左派同学借给她《延安一月》和《西行漫记》，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，“我必须看它，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。”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，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，“政治和恋爱很相像，相处久了，就不能脱身。”她从武大毕业后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，但是她在“解放”的浪潮下，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，回来建设新中国。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《写给恋人——1945-1948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）。

　　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（武大工学院，与我大学四年同届），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。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，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!二00二年她主编《飞回的孔雀——袁昌英》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：在校园扫街，被逐回乡，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，她自称为坐“山牢”的岁月，孤凄至死。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。

　　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，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。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，我在武大校友通讯《珞珈》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《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》中得知，四年“牛栅”生活之后，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，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，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，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。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，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《美学》第二眷译稿，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抄走的。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，如同隔世，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，他在劳动之余，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，并且译出第三卷，文革后得以出版。在这方面，朱老师幸运多了。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，重晤朱先生，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，未能成行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，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。

　　而当年以“佛日：爱如一炬之火，万火引之，其火如故”期勉，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，也在政治迫害下，失去学术尊严。近半世纪后，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“文学与人生”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，钱钟书封面题字，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，中英文并用。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，将英文译成中文，当时已八十二岁，“面壁而坐几个月，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，译完并作注释……”。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，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，然而在文革期间却“不得善终”——不准授课、遭批斗、屈辱、逼写检讨、强迫劳动、挨打、罚不准吃饭、挟持急行摔断腿、双目失明……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，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:“给我水喝。我是吴宓教授…我要吃饭，我是吴宓教授!”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，是因为他竟敢在“批孔”会上说，“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。”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，他的答复是：“宁可杀头……”王教授的后记写着:“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——深切怀念雨僧师”

　　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，所受之苦，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，即使倾三江之水，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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